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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細品珠山八友系列之珠山八友陶瓷藝術的審美評價（二）
“雅俗共賞”可否稱之為現代文化意識？所謂“現代”，即為現今、現時。從中國藝術文化的發(fā)展慣性看，具有更為廣闊的社會意識，更為流行的文化意識......也就是具有更大眾化、平民化的文化意識和審美傾向。因此，雅俗菜賞是具有鮮明的現代文化意識的。
“珠山八友”中劉雨岑、程意亭、王大凡、畢伯濤的瓷藝作品，在雅俗共賞方面表現得更為突出。其實，“珠山八友”人人都傾心于傳統(tǒng)文人畫，由于時代的影響，在以上幾位瓷藝家的作品中，又多了些現代的“新東西”。
“珠山八友”中劉雨岑最年輕，所跨越的時代變化比較大，應該說他受現代文化意識的影響更多。在他的瓷藝作品中，寫實性有所加強，寫意性相減弱；寫實性有所加強，寫意性相對減弱；寫生的真實感加強，文人畫“逸筆草草”的意象性減弱，實則是證明現代文化意識比重的加強。如瓷板畫《大夫松下立三公》，不但雄雞造型準確、神態(tài)生動、極具寫實性，而且色彩華麗，雞毛松樹都頗具裝飾意味，這些審美的構成因素，系受現代美術寫實影響所至。劉雨岑的花鳥畫曾受任伯年的影響，用筆常見精巧、活脫，因此也自號為“巧翁”。他一直生活到20世紀60年代，又受到“陶瓷裝飾論”的熏染，所以他晚年的瓷藝作品，不但畫風上加強了裝飾性，而且在與圖案裝飾的配合上也表現得十分得體。黑與白、繁與簡、疏與密、華麗與質樸等對比關系，都表現得十分到位。這幅作品既是件出2色的藝術品，也是件出類拔萃的工藝品；既保留了文人畫詩、書、畫三位一體的物質，也增加了寫生的真實感及工巧的裝飾性，可謂雅俗共賞的典型。
程意亭亦然。他與劉雨岑同為波陽窯學堂畢業(yè)，多少也受到近代美術思潮的影響，注重寫生與造型的真實感、用色表現的豐富性。程意亭的瓷藝作品，曾受宋代院體畫的影響，所畫的鳥結構嚴謹，羽毛逼真、細膩、工巧，深得宋畫之神韻。他的瓷藝作品沒骨和勾勒相結合，工寫結合，因而率意中見工整、嚴謹。他以寫意性的構圖開局，以工謹細致的畫法收筆，構圖有揮灑縱橫的霸氣，顯得大方舒展，具有很強的寫意性的特征。另一方面，他又十分注重傳統(tǒng)粉彩的工藝性，尤其注重底色生料的“彩”工，加強了瓷藝作品的厚重感。他用色也接受了工筆畫的艷麗明快的特點。書法、詩文修養(yǎng)，補充了他瓷藝作品的書卷氣，可謂雅俗共賞。
“珠山八友”中，王大凡所經歷的時代跨度較大。瓷藝作品的內容也更多樣、廣泛。作品在藝術表現上，也體現了不同時期的藝術特征。比如他20世紀20－30年代前期的瓷藝作品，受文人畫影響較深，藝術表現上追求雅逸之氣，題材多以文人雅士居多，強調逸筆草草的寫意性。如瓷板畫《蘇東坡“玩月承天寺”》《陶淵明“三徑就荒，松菊猶存”》十分典型。20世紀30－40年代，儒家思想的經典題材不少，民俗、民間意趣的題材也常畫。王大凡這一時期的瓷藝作品有三大特點：（1）針對市場需求在題材的選擇和畫法上，作了一定的妥協，瓷藝作品色彩艷麗。（2）器皿裝飾增多，以精美圖案相輔的作品增多。應該說這種“增多”是一種進步。雖然其圖案是由人人所繪，不能構成個人作品的完整性，但卻增加了作品的審美價值－－只要圖案不喧賓奪主，還是能起到良好的襯托作用。（3）也許受某些西洋畫意識的影響，無論是人物還是山石、樹木的體積感，或是與人物相輔的桌、椅、門、窗等道具的體量感，通過細彩均得到加強，體現了物體結構之嚴謹，雅俗共賞的特征頗為明顯。20世紀50年代后期，王大凡在輕工部陶研所工作，由于工作穩(wěn)定，因而其瓷藝作品的文人畫意識又有所抬頭，至少表現在瓷藝的設色上，已沒有20世紀30－40年代的艷麗了。王大凡還具有駕馭大場面瓷繪的能力，如瓷瓶《竹林七賢》的人物、配景均得以全面展開。不過其人物畫由于過會追求形象的體積感，故在藝術表現上顯得有點別扭，致使一些瓷藝作品凝重有余，空靈不足。
綜上所述，“珠山八友”中這幾位瓷藝家，都是在文人畫的根基上，受到當時一些美術新潮的影響，接受了西畫中重寫生、重寫實的審美傾向，力圖加強瓷藝作品中造型準確性、真實感、體積感和體量感，加強色彩的豐富性，以及藝術走向平民和大眾的創(chuàng)新之路。鑒于“五四”前后傳統(tǒng)文人畫的批判之聲甚高（如康有為喊出中國繪畫“衰敗極矣”，陳獨秀高呼要打倒“四王”的“惡畫”），當時許多中國畫家如張書旗、王雪濤、江寒汀等，在審美態(tài)度和藝術表現上，都作了或大或小的調整。生活在自成體系的景德鎮(zhèn)的瓷藝家，作小幅度的調整與補充，也就是順應自然了。
